谢天

       常到外国朋友家吃饭。当蜡烛燃起，菜肴布好，客主就位，总是主人家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举起小手，低头感谢上天的赐予，并欢迎客人的到来。

       我刚一到美时，常闹得尴尬。因为在国内养成的习惯，还没有坐好，就开动了。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一种不同的风俗。前年我又到一家去吃饭。这次却是由主人家的祖母谢饭。她雪白的头发，颤抖的声音，在摇曳的烛光下，使我想起儿时的祖母。那天晚上，我忽然觉得我平静如水的情感翻起滔天巨浪来。

       在小时候，每当冬夜，我们一大家人围着个大圆桌吃饭。我总是坐在祖母身旁，祖母总是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，记住，饭碗里一粒米都不许剩，要是糟蹋粮食，老天爷就不给咱们饭了。”

       刚上小学的我，正念打倒偶像，破除迷信，我的学校就是从前的关帝庙，我的书桌就是供桌。我曾给周仓画上眼镜，给关平戴上胡子。祖母的话，所谓老天爷，我觉得是既多余，又落伍的。

       不过，我却很尊敬我的祖父母，因为这饭确实是他们挣的，这家确实是他们立的。我感谢面前的祖父母，不必感谢渺茫的老天爷。

       这种想法并未因年纪长大而有任何改变。而我在这个外国家庭晚饭后，由这位外国老太太想起我的儿时；由我的儿时，又想起一连串很奇怪的现象。

       祖父每年在“风里雨里的咬牙”，祖母每年在“茶里饭里的自苦”，他们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，才能捡起田中的麦穗，而为什么要谢天？一个小孩子，成天混吃混玩，却为什么不感谢老天爷？

       前年我在普林斯顿，浏览爱因斯坦的《我所看见的世界》，又有新的发现。这是一本非科学性的文集，专载些爱因斯坦在纪念会上啦、在欢迎会上啦、在朋友葬礼中，所发表的谈话。我在读这本书时忽然发现爱因斯坦想尽量给听众一个印象：即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，就是由于乙，而与他本人似乎不太相干。就连那篇亘古以来独创的狭义相对论，并无参考可引，却在最后飞来一笔：“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。”其他文章，比如奋斗苦思了十几年的广义相对论，数学部分则推给了昔年好友的合作。这种谦抑，是科学史中少见的。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，主任与他商量报酬问题，他说五千。主任说：“给你五千，如何给一个大学毕业生呢？还是算一万五千元罢！”

       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完美的人格所构成的一个最完美的故事。介之推之所以不言禄，因为他觉得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是君子所不屑为，也是君子所不应为的。

       为什么介之推与爱因斯坦专干这类傻事？因为他们懂得：无论什么事，得之于人者太多，出之于己者太少。因为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，就感谢天罢。无论什么事，不是需要先人的遗爱与遗产，就是需要众人的支持与合作，还要等候机会的到来。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感谢众人、感谢上天的感觉。

       有一个人问一位文学家，我记得是雨果罢，“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都要烧掉，只许留一本，应留什么？”雨果毫不犹豫地说：“《约伯记》”。约伯是《圣经》里面的介之推，富亦谢天，贫亦谢天，病亦谢天，苦亦谢天。

       回头想一想，五六十年来的中国比我七八岁时的思想能强几何呢？无论哪一行、哪一界，如果多是自吹自擂、自欺自骗，没有做太多真正的事，没有建太多真正的功，自然不会有谢天的感觉，觉悟也自然是狂妄而幼稚、无法与无天。我们的思想界，需要约伯的精神，需要介之推的觉悟。这个觉悟是：一粥一饭，半丝半缕，都是多少年、多少人的血汗结晶。感谢之情，无由表达，还是谢天罢。

一九六一年除夕于曼城